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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理论的批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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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需要回到17、18世纪,才能找到对这种政治生活起源和演变的解释。
当时有人对大选帝侯、腓特烈大帝以及俾斯麦提出批评,但三者对此往往避重就轻,不以为然,甚至断然否认批评的理据以及相关性。
他们不会承认自己公然抛弃道德良知、违背誓言或违反条约、不看过程只看结果,以及运用所有外交手段。
他们回答(而非辩护)道,这些批评忽略了政治伦理的本质,在基础层面和学术层面混淆了个人道德准则和统治者、国家的道德准则。
“君主法学,”
腓特烈大帝说道,“通常是强者的权力。”
俾斯麦承认,对于一个伟大的国家,政治利己主义(而非浪漫主义)才是王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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