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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有必要把孟子的意见做一番粗略的整理：天子的父亲杀人，在这件事上，完美法官和完美天子分别有自己的一套行为标准。

法官的行为标准是正常执法，绝不因违法者的特殊身份而法外开恩；天子的行为标准则有两条：

（1）作为天子，履行天子职责，不去阻挠正常执法，听任父亲接受最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制裁。

（2）作为儿子，偷偷把父亲救走，一同逃离国境，在避世隐居中尽孝道以享天伦之乐。

“逃离国境”

在这里是有显著意义的，它既意味着主动放弃天子的职务，也意味着主动放弃了子民的身份。

于是，大舜对于他原先治理过的天下而言，既无天子之责，亦无臣民之义，而唯一余下的责任关系就是父子之道。

这也就意味着，在孟子的理想规范里，血缘伦理优先于政治伦理，家庭亲情优先于社会责任。

明代学者马明衡言简意赅地归结过这个道理：“皋陶但知有法，舜但知有父。”

（《尚书疑义》卷一）

孟子的解决方案至少透露出两条主要原则：

（1）法律面前，理应人人平等。

（2）家事重于国事，家里的一口人重于全国其他所有人。

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讲，第一点完全不难接受，第二点就有些匪夷所思了。

孟子似乎没有考虑到一个最基本也最原始的正义原则：加害者理应对受害者做出相应的补偿。

那么，假如在瞽瞍杀人案中，受害者的妻儿老小来找孟子理论，孟子是不是真的可以应付裕如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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